自从橡皮大黄鸭游进咱们的维多利亚港以来，这只被称作“治愈系”的玩具鸭身上，便满载了人们的目光和议论。

　　不过，在一个能够创造出3D打印技术的复制时代里，很难指望有什么“孤本”或者“绝版”。所以，红极一时的大黄鸭很快就有了众多的“孪生兄弟”，在天津、武汉、杭州等等城市的水面上，它们像自己的香港“大哥”一样，憨态可掬地游来游去，和游客们的笑脸一起出现在无数电子照片中。

　　对大黄鸭的创造者霍夫曼来说，这个作品表达的意义很丰富：文化的公共性、许多人的童年记忆、比较纯粹的艺术以及拒绝商业化的精神。它带着作者的印记，在世界各地“昙花一现”。人们可以欣赏，却不能收藏；广告商可以觊觎，却没有机会投放。

　　但是，对众多的“临摹者”来说，大黄鸭从“作品”的神位走了下来，变成了一个不必承担个性的简单符号。即便不谈论版权问题，各种被复制出来的大黄鸭们，也不过像城市里无处不在的电影海报一样，似乎仅仅在宣示着——看！本市实乃直追香港之时髦都市；抑或更等而下之——快！本楼盘火速预订中，入住即可获毗邻维多利亚港之感觉，每日亲睹大黄鸭。

　　“没脖子，来武汉干啥？”——大黄鸭来到鸭脖小吃驰名天下的武汉之后，网友如此揶揄。话虽然说得有点蔫坏，倒是机智地点出了文化的公共性与个性之间的联系。

　　一座城市的文化建设需要有公共性，公共场地、公共活动、公共的文化认知，市民们需要公园、图书馆，喜欢参加周末的大合唱、广场舞蹈，希望听到高质量的文化讲座、找到有共鸣的文化记忆。同时，文化建设也要讲个性，上承传统、下接地气。人们到武汉肯定想去吃热干面，不会想到去吃拉面，到兰州则相反，如果有一天他们都赶时髦、改道主营“苏格兰打卤面”，你一定觉得很没意思。

　　虽然大黄鸭的气质并不是符合每座城市的品味，却也并不意味着大黄鸭来不得。一个有趣的橡皮玩具出现在人们的公共文化生活中，也是件欢乐的事，偶一为之，没准儿确有“治愈”效果，只是类似事情别太多太滥、别离庸俗太近。君不见，跟风跟着跟着，徽派建筑上都铺上马赛克了；时髦赶着赶着，张家界的南天一柱都改名叫哈利路亚山了。不但创新谈不上，连老本儿都折了。

　　这种跟风赶时髦，当然就是庸俗。全去跟风，创造性就和未来告别了；都赶时髦，想象力就向历史缴械了。大黄鸭子在中国的城市里越来越多，只能说明我们离霍夫曼讲究的“独创性、非商业”内涵越来越远；把文化变成噱头的事情越来越多，只能说明我们真正的创造能力越来越弱。大黄鸭红了火了是好事，可如果反证出我们的想象力黄了，那才是悲剧。

　　我们老讲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，问题是自觉、自信怎么来的？肯定不是跟风跟出来的。风水轮流转，想跟也跟不上；只有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才是坚实的，有我们自己的生活、孕育我们自己的想象力、产生我们自己的“治愈系”。从“诗三百”到“八大家”、从青花瓷到马头墙、从“闹元宵”到“龙舟会”……如此典雅、这般繁华。有这些养分打底，我们的“拿来”才不会有抄袭之虞。

6月4日约谈不空谈 环保才不难
日前，针对一季度太湖流域重点断面水质频繁异常波动现象，江苏省环保厅首次启动“约谈”机制，约谈苏南四地政府相关负责人，如半年内仍未完成整改，将直接由江苏省纪委和省监察厅处理地方政府责任人。

　　经济发达的江苏作如此鲜明表态，显然对环保动了“真格”。在一些地方环保“一票否决”停留于口号的背景下，这种明确对象、规定期限的“约谈”问责，成效将会如何？人们拭目以待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次江苏环保厅约谈的对象，不是下级环保部门，而是地方政府负责人；除了动用环保法规，还有党纪政纪手段。别的不说，将地方政府负责人套上“环保马车”，至少抓住了问题核心：环保问题，不仅是局部问题，也是全局问题；不仅是经济问题，也是政治问题。

　　近年来，环境问题不时引发公众焦虑，环保局长也屡屡成为质疑焦点，“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”成为热点新闻。环保搞不好，环保部门自然难辞其咎，但公允地说，这种“邀请”，恐怕并非一个环保局长就能承受得起的。同样是这些年，环保局长“匿名举报”的尴尬，环保部门“看得见管不到”的无奈，无不说明，环保问题光靠环保部门的确独木难支。“现在网民检验湖泊水质的标准，是市长敢不敢跳下去游泳”，指出了环保问题的关键。

　　环保之难，往往也在这里。不同于局长的“一亩三分田”，市长的工作可谓包罗万象，有着更为现实的“价值排序”。在各级政府眼里，相比于经济等许多硬指标，相较于稳定等许多硬任务，环保问题很容易“说起来重要、做起来不要”。不仅如此，一些地方还常常把环保问题视为招商引资的绊脚石，甚至主动充当起污染企业的保护伞。环保局长“顶得住的站不住，站得住的顶不住”，这是根本原因。

　　就此而言，在十八大提出“五位一体”总布局、中央强调“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”之后，要在地方层面落实这些战略部署，理念价值的宣讲固然重要，考核机制的保障更为管用。曾有干部私下表示，考核干部不能只看 GDP，但实际还是看 GDP，很少看到哪个领导因为环保搞得好而得到提拔。践行生态文明理念，打消这种认识至为关键。反过来讲，如果能将那些环保不力的地方主要领导问责了、免职了，这种反向激励的效果会更加明显。“约谈”不空谈，一板一眼，说一不二，制度才有刚性，环保才有权威。

　　“环境问题究其本质，是经济结构、生产方式和发展道路问题，离开经济发展谈环境保护是‘缘木求鱼’，离开环境保护谈经济发展是‘竭泽而渔’。”环保部长周生贤的观点切中肯綮。也是在今年，江苏提出“不争GDP第一”的理念，强调要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建设这“五位一体”中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。我们期待，更多的地方能在大视野中审视环保问题，在更高层面建设生态文明，使环保更有刚性、未来更有后劲。

6月6日行政执法亟待“资格把关”
法律底线是不容讨价还价的，底线之上，方是具体执法部门可寻找办法、解决现实需要的求解空间

　　“合同工”、“临时工”再次聚拢舆论目光。《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（试行）》6月1日起施行，要求依法确定行政执法资格，加强行政执法队伍管理，杜绝合同工、临时工等无执法资格人员上岗执法。

　　广东此举并非首吃螃蟹。自2012年行政强制法实施以来，河南、重庆、黑龙江、云南昆明等多地先后出台过“禁止临时工参与行政执法”的明文规定。广东此次仍能引发舆论“激动”，盖因现实与法理的错位：临聘工、合同工，仍是当下执法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屡见报端的暴力执法、野蛮执法事件中，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推到前台当“挡箭牌”。最近陕西延安城管执法人员被指残暴地“跳起来踩头”，当地回应也称“涉事人为临时工”。

　　法理上早已丧失了正当性，现实中却总能顽固生存，当然有现实的复杂性：能拿到桌面上说的是“正规编制少、工作量大，我们又有这样那样的新情况、新任务，不得已而为之”；拿不到桌面上说的则可能是，“临聘人员”执法，比起正式职工来成本小、干活多、好管理、易指挥，出了问题还可以断尾求生，不啻一道便利的“防火墙”。

　　可关键在于，我们不能容忍“小道理”随便就挤走“大道理”，也不该容忍法理向现实无限度地迁就妥协。一波又一波的“临时工”横行执法，引发舆论强烈不满，已严重冲刷了权力公信，成为法律威严之“伤”，必须着眼于全国范围，正本清源，有一个“一揽子”解决思路。

　　首先是再度明确临时工执法的非正义、违法性。行政单位不能非法用工，按照新的劳动合同法，凡签订合同就是单位职工，“临时聘用”显然不能成为避责的挡箭牌，相反，追究起责任来甚至要“罪加一等”——为什么要聘用这么多临时工？如此倚重临时工干活，“正式工”是否涉嫌团体性偷懒？

　　其次是对辅助人员的规模、权限、任务必须廓清边界。即便有的领域暂时离不开临聘人员，需要时间过渡，哪些工作可以做，哪些工作不能做，也必须限定得一目了然，绝对不能眉毛胡子分不清。有权必有责，无责必无良，这是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。随意将执法权授予临聘人员，一旦闯祸被揪出来，执法单位必须被倒追责任。法律不是用来做摆设的，而是用来规范权力运行的。行政执法队伍，尤其要成为依法执法的典范。

　　短期来看，有些单位使用临聘人员可能有这样那样的苦衷，但苦衷绝不是对法律置若罔闻的借口。苦衷之外，还有起码的底线——无条件地遵守法律、确定性的执法授权、极高透明度的公众监督，这些都是行政权运行最基本的要求，是不容任何状况压倒的最大道理。法律是不容讨价还价的，底线之上，方是具体执法部门可寻找办法、解决现实需要的求解空间。这是我们对待行政伦理的基本态度，也是树立法治思维、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。

6月7日以公平的名义向高考致敬
对绝大多数考生而言，高考依然是守住教育公平的最重要的底线，依然是普通家庭孩子改变命运的最大希望

　　高考来了。连空气中都仿佛弥漫着紧张期待的气息。

　　安徽六安一所中学万名考生集体赴考，送者如堵。从图片上看，车内车外目光粘连，交织着渴望、紧张、担忧、不舍等复杂情绪。这两天，类似情形在全国各地触目可及。

　　高考日，从来都是一年中最让人揪心的时刻——不独是考生及家长，全社会都在激动甚至焦灼。不论什么新闻，但涉“高考”必火。高考移民、异地高考、高考加分、高考作弊……任何一个关于高考的政策或事件，都会牵动全社会最敏感的那根神经。

　　一位中国教授曾经问他的美国学生：你知道对中国家庭来说，最为重大、牵扯全家心态和投资决策的事件是什么——是孩子的升学。美国学生迷惑不解。他们当然不懂，中国高考，至少有三层重大含义：第一，这可能是一个孩子决定他的人生命运走向、人生高度和广度的重要时刻；第二，这是一个普通家庭改变命运且受到集体鼓励的机会；第三，这也是从国家层面调整各阶层利益格局的公平竞争时刻。

　　用这样的心情再看高考新闻，送考也罢，考前宣誓也罢，交警全体出动为考生保障也罢，固然常被诟病是过度紧张，但是，从全社会对高考的这种尊重与爱护，我们能读出的，是对合理追求美好人生的体谅，是对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敬重，更是对成为打通各群体上升通道的高考体制的保护。

　　如今，成才路径多元，但高考仍然是国家筛选人才的重要渠道。高考之所以被高度重视，盖因它是社会阶层、社会利益的一次重新分配。分数面前人人平等，一语道破了高考的重大价值。

　　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模式，正在修正之中。有从国家层面推动教育公平的，像今年起国家已决定提高重点大学的农村子弟比例，让“寒门”有机会出“贵子”；有从体制内有序推动，像高校保送与自主招生比例逐年扩大，在一些名校已超过一半，所谓“高考状元”因此已不再有炒作必要；有类似南方科技大学试图绕开高考的教改实验；还有自发进行的“用脚投票”，不少学生放弃高考，选择本科留学。更值得关注的，是一些因高校学费高昂且就业艰难而弃考的困难家庭……

　　这种种围绕高考展开的新迹象，让我们亦喜亦忧。现在，中国教育最需要的不仅仅是钱——尽管我们仍然希望，在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终达4%的基础上，更向世界平均水平4.9%靠拢——更重要的，是改革的思路和勇气。教育公平，是起点的公平，也是机会的公平，规则的公平，要让高考制度体现这样的目标：公平取士、鼓励寒门学子通过努力改变命运、合理调节社会阶层有序流动、为国家民族补充源源不绝的正能量。

　　基于此，至少在目前，对绝大多数考生而言，高考依然是守住教育公平的最重要的底线，依然是普通家庭孩子改变命运的最大希望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在今天，高考依然有捍卫的必要。

　　所以，不必把焦点放在消弭全社会的高考焦虑症上，更艰难的改变在于彰显社会公平：无论是白领、蓝领，还是农民、公务员，都能受到尊重，都能充分表达自己，都有实现幸福的同等机会——到了那个时候，面对高考，任谁都会有平常心了。

　　现在，我们且以公平的名义，向高考致敬，为考生祝福！

6月14日我们的“教养”从何而来
一个现代公民，首先要培养一种心智健全的完整人格；一个“礼仪之邦”，尤其应该懂得“教养”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

　　这几天，两则与考生有关、与高考“无关”的新闻，激起人们心底的波澜：

　　一是高考前20分钟，在四川宜宾一中考点，一女生因痛经在